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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初抵东京，微笑着剪去了辫子 很多年之后，许寿裳依然记得自己和鲁迅剪辫子的那一天。他们当时都在日本留学，许寿裳在浙江班，鲁迅在江南班。 到了日本，许寿裳知道在日本会经常戴帽子，尚留着辫子的中国留学生很不方便，就只好将辫子盘起来，藏在帽子里。 许寿裳在回忆录中说，自己“实在嫌麻烦”，就在东京将辫子给剪了。他于是便成为了中国在日留学生中第一个剪去了辫子的人。就在同一天，他正在宿舍里读书。见鲁迅走了进来，“脸上带着微笑”—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。 鲁迅走到他面前，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短发，说，我也给剪去了。 鲁迅和许寿裳便由此相熟。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过世。一年后，许寿裳和周作人编撰的《鲁迅年谱》出版。 
二、大梦初醒，围观者的冷漠，启蒙者的沉默 鲁迅是在1902年3月24日登上大贞号轮船的。这艘日本轮船从南京离港，前往日本东京。鲁迅将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。 鲁迅对在船上的回忆并不多，毕竟日本距离中国那么近，近到让人相信只要去了海洋的那一边就可以学到先进的知识、现代的技术，近到让人忘记了所乘坐的轮船也是经过了在海洋上漂泊的。 这也是鲁迅在抵达日本东京后被要求拜祭孔子时，感到震惊的原因。他在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中说，自己就是因为对孔孟之道感到迷茫了，才来到日本留学，可是到了日本，却还是要先去拜祭孔孟！ 此事便是日本留给鲁迅的第一印象。他和许寿裳也因为剪去了辫子被监督威胁要停止留学公费，遣返回中国。 只是后来监督被一行人制服，有人抱腿，有人抱腰，由陈独秀强行给剪去了辫子，鲁迅等留学生的“剪辫风波”才算是平息下来。但是陈独秀却因为这件事被遣返回国了。 
鲁迅在信中也提到了这件事。但是在这时，无论是鲁迅、还是陈独秀都不可能想到他们二人的命运还会有交集。 有时，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，甚至和个人的命运完全没有关系。在鲁迅的记忆中，父亲总是病着的。 他也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父亲的病。他说，家里请来了中医，却只是让病人吃姜片、竹叶和甘蔗。 鲁迅感到疑惑。终于，在医生开出了“同一个巢穴中的一对蟋蟀”之后，鲁迅不再相信中医。他曾经说，中医不过是骗人的，只不过有些是有意的，有些是无意的。 这件事是促使鲁迅日后留学日本学医的一个原因。而对于鲁迅来说，“无意的欺骗”是更可怕的，是更让他感到痛苦的。这不正是“围观的中国人”吗？ 
在鲁迅决定中断在日留学生涯前，他在课堂上看到了“围观的中国人”。观看“中国人被斩首的画片”被他写在了《藤野先生》一文中。日俄战争让鲁迅看到了日本的强大。 弹丸日本竟然战胜了幅员辽阔的俄国。这对鲁迅产生了极大的震撼。而在课堂上看到“中国人被斩首”则让鲁迅对中国和国人感到绝望。 当时，鲁迅是班级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，而他之所以选择留学是为了救中国，但是他得到的却是“先拜祭孔孟”，只因剪去了辫子就可能被遣返回国，现在，他又在课堂上看到了自己的同胞被日本人斩首的画片。 比起日本刽子手，画片中“围观的中国人”才真正刺激了他。他在《藤野先生》中写道，“画片”放映完了，身边的日本人高举双臂，呼喊“万岁”。 此时，只有二十四岁的鲁迅是沉默的。他坐在那里，想着中国人究竟是得了什么病。这病，是医学治不了的。他放弃学业，返回了中国。 
三、放下了手术刀，拿起了鹅毛笔，同样锋利 回到中国后，他再次遇见了陈独秀。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创办了《青年杂志》，也就是之后影响深远的《新青年》杂志。 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出现对于中国人的启蒙运动，甚至革命运动都意义重大。而每一位中国人从此也有了两位共同的导师——“赛先生”和“德先生”。 之后，在中国近代史上呼风唤雨的重要人物也都是从这本杂志崭露头角的，比如毛泽东就发表了大量文章，更不要说当时已经颇有地位的胡适和陈独秀。 在1919年的“五四运动”中，《新青年》成为了运动的阵地之一，并聚集了当时中国的第一批共产主义者。然而，不可否认，比起政治和革命，《新青年》的伟大毕竟还是文艺方面的。 
白话文的崛起无形中也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和进步。鲁迅便是“白话文”这场文学运动中的领军人物。 而在鲁迅的文学道路上，陈独秀便成为了他的第一位贵人。正是由于陈独秀非常欣赏《狂人日记》，这部作品才得以顺利发表，并且在发表后得到了极大认可。 也正是从《狂人日记》开始，中国文坛上才有了“鲁迅”。鲁迅在这部篇幅极短的小说中表达了推崇革命的思想。鲁迅发出了第一声呐喊——“不要在犹豫，也不要再徘徊了，留给中国人的只有革命一条路！” 从这位“狂人”诞生之日起，鲁迅便义无反顾地倾向了“革命”。 然而，此时的鲁迅却犹豫了。他年轻时决然中断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的学业时尚没有犹豫。他当时笑着对许寿裳说，自己不会再学医了，而要改学文艺，因为国人绝不是医学能唤得醒的。 
如今，数十年过去了，他反而犹豫了。《狂人日记》便是在陈独秀的不断“催稿”下写成的。这部篇幅很短的小说竟让人听见了四万万中国人集体的呐喊。而三十七岁的鲁迅也终于看到了国人打破铁牢的希望。 从此，鲁迅通过一支笔揭露政府的暴行、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黑暗。这位“狂人”不仅仅走上了中国文学的巅峰，也引领了中华民族的新时代。 不过，民国时期的“狂人”何止鲁迅一人，他们也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呐喊。他们却似乎没有鲁迅的幸运，就像许寿裳，他在1946年去了台湾大学教书，因为批判国民党当局，在1948年2月18日在宿舍内被暗杀了。 
而鲁迅虽然一生痛斥国民政府的腐败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，甚至含沙射影讽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，但是他却得以全身而退，唯一一次的暗杀最终也以沈醉主动放弃而宣告破产。 而在鲁迅过世后，国民党也对他给予了“高度肯定”，总统蒋介石还承担了他十万块的葬礼费用。 对此，另一位“狂人”——现实生活中的狂人——李敖给出了自己的见解。李敖博古通今，是台湾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而且他基本上是民国系统走出来的人。他由于写文章评判国民党而坐牢数年，出狱后依然嬉笑怒骂，得罪了很多人。 这一点，他和民国时期的鲁迅是有交集的。只不过李敖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他曾说过，鲁迅在北大讲课时火气很大，发放试卷时往空中一扔，试卷自然散落在地上，学生们便只好去捡……这当然是李敖做不出来的。 
但凡文人“交恶”，若不是出于私仇，就像是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——以文学的立场来讲，周作人的学术造诣是极高的，同时他也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。 只是“文人的立场”和鲁迅大相径庭，实在遗憾——因为“一个日本女人的”的枕边风，兄弟二人便断绝了往来，便是出于“才华”——李敖当然清楚鲁迅的才华和他在大陆文坛的地位。 而对于李敖来说，台湾容不下他，他在大陆却受到了上至官方、下至民间的认可。 他或许是想和一个在自己只有一岁时就过世了的“文人”较量一番，总是抓着鲁迅不放，质疑鲁迅的文字和思想，认为鲁迅是凭借隐藏的身份才得以不受国民党的迫害甚至暗杀。这恐怕只能表明他和鲁迅在精神上“心灵相惜”吧，至少他自己一厢情愿。 
四、隐藏的身份，文人也要有立场 不过，李敖也是对的。鲁迅的确有隐藏的身份，而且不止一个。 李敖质疑鲁迅的论点之一，是鲁迅从来没有正面评判过国民党。潜台词是，李敖大师就这么干过，而且还因此住过牛棚。 李敖的第二个论点是，鲁迅从来没有指名道姓地讲过蒋介石的坏话——而李敖则一辈子和蒋家的人对着干，先是是蒋介石，然后是蒋经国，“他们都死了，我还活着！”。 鲁迅的确没有讲出过“蒋介石”这个名字，但是蒋介石也一定知道鲁迅是在讲谁。同时，他也知道鲁迅的能量，作为统治者，一方面会利用文人的力量，另一方面又会限制文人的力量。这让他不会轻易对文人动手。 
然而，作为两个有着独立人格的“人”，让鲁迅得以保全的最大原因还是情谊。 鲁迅和蒋介石都是浙江人，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，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。在国民政府成立的早期，鲁迅是兴奋的。他是一直在等着为民、为国的政府的。国民政府给了鲁迅一个愿景。 蒋介石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在全国掀起白色恐怖的浪潮，他和鲁迅彼此欣赏，长期书信往来。只是情势变幻莫测，鲁迅逐渐向左，而国民党也开启了恐怖统治的时期。特别是1927年4月12日之后，鲁迅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任。 同时，李敖也是错的。1927年之后，鲁迅已经不再隐藏对国民党的敌意。他在文章中是有过对国民党的直接批判的，而且让部分国民党的人不放心，其中之一就是沈醉。 
沈醉曾对鲁迅展开监视，并计划暗杀行动，但之后还是忌惮鲁迅的威望，放弃了。或许沈醉在这时就开始对国民党产生了怀疑也未可知。 至于蒋介石，鲁迅从没有公开指责过，但是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，他是毫不留情的。 鲁迅早年将蒋介石和吴佩孚相比，在信中对他们也都失去了耐性。他信中说，文人不能只讲文艺，还要有立场。而他的立场显然是很清楚的。 五、曾经的革命，如今的“江浙帮” 1930年，就在沈醉的暗杀行动被取消之后，有人找到鲁迅，希望他能“写篇东西痛骂国民党”，但是鲁迅拒绝了。他说，如果自己写了这篇东西，在上海就混不下去了，非得出国租公寓住不可。 
而来者的另一面在同一时期也向蒋介石谏言，说鲁迅和“左派”搞到一块，不能纵容。蒋介石也只是给了鲁迅一张“通缉令”，却是没什么实质意义的。直到鲁迅在六年后过世，这纸“通缉令”依然没有撤销，也标志着他和国民党的彻底决裂。 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没有原谅任何人，“（尸体）埋了拉倒”，他说，但是他不会“宽恕任何人”。他还是曾经的那个“狂人”。 而李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希望和曾经的“敌人”和解，却未能如愿。现实中的狂人也终于感到累了。这时的李敖自然不会想到鲁迅，或者连曾经对鲁迅的质疑也都忘记了。但是，他一定是不会原谅蒋家的。 除了和蒋介石的私交，鲁迅还有另一个隐藏的身份，那就是“光复会”和“同盟会”的成员。反清运动的影响对鲁迅影响极大，他本人也是参与者。 当时的鲁迅只有二十五岁，但是已经决定了“从文”了，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。在日本时，他就曾听过孙中山的演讲。这对鲁迅之后选择的路不会没有影响。 
凭借着“光复会”和“同盟会”的成员资格，鲁迅得以就职于南京的教育部。由此可见，他也算是“党内的人”，这和我党领导人早期的经历倒是颇为相似。 特别是“同盟会”，鲁迅加入时，“同盟会”才刚刚成立一年。他的资历是要远高于后来在国民党内权倾朝野的政治强人的。他在“同盟会”内的人脉同样不可小觑。虽然之后离开了政治，甚至走到了政府的另一面，但是他的同辈们想必是不会任由迫害发生的。 鲁迅和他的这些同辈们也曾经经历过对前朝官员的暗杀行动，革命的旧情不是改朝换代就能抹灭的。 对鲁迅最念及旧情的要属国民党内的“江浙帮”。“江浙帮”即国民党内的浙江人，这些人占据着国民政府中的最重要位置，党内地位最显赫的人——蒋介石就来自浙江。 
国民党政治向来如此，同籍的人往往拉帮结派。不过这对于同样来自浙江的鲁迅来说，在客观上是有“庇护作用”的。 六、日本租借内生活 在“隐藏的身份”之外，李敖还提到了另一点帮助鲁迅全身而退的因素——鲁迅是住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内的。 这是事实，鲁迅的确生活在上海的日租界内，他也借此保护自己免于国民党的暗算。但是，李敖忽略的是，早在“三·一八”之后，段祺瑞就将鲁迅视作眼中钉，这才迫使鲁迅选择去厦门和上海。 对于国民党，鲁迅也没有掩饰不想得罪的意思，但是对于蒋介石的通缉令，鲁迅是不在乎的。他认为，如果国民党想逮捕一个人，是不会发通缉令的。通缉令只是为了警告。 
鲁迅不是怕死，而是反对“没有必要的牺牲”。他留在日租界里，更可能不是为了躲避暗杀——也的确没有暗杀，而是为了能安心写他的文章。 李敖善于讲逻辑，却在为他既嫉妒、又欣赏的鲁迅身上失了逻辑性。当然，也不可否认，在当时的上海，租借的确为中国的文人在客观上提供了保护，日租界、法租界都是如此。 李敖还忘记了一点，就是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就过世了。如果他活到了1937年7月7日，就算日本人保护他，他大概也是要离开的。 说到底，鲁迅首先是一个文人，然后才是一位揭露国民党政府罪行和人性黑暗的斗士——这在他写过许广平的信中已经讲明了，即“文人的立场”。而他也做到了。 
鲁迅用一支笔、用犀利的文字，戳破了反动势力的伪饰，让中国人看到了政府和民族的衰败，唤醒了一大批勇于革命和变革的中国人。 鲁迅一个人的呐喊换来了全体中国人的呐喊，他短暂的文学生涯和生命照耀着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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